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。据史料记载，我国现存上古典章《尚书·禹贡》中即有“南海”名称，《诗经·江汉》中也出现“南海”之名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中载有：“郁水出湘陵南海”，可见南海之名早即有之。
秦时，中国先民已发现南海诸岛。秦始皇统一岭南后，在今广东地区设置南海郡，对附近海域实行政治管理和防守。1992年，我国学者在南沙群岛最大岛屿——太平岛上，发现了秦汉米字压印纹硬陶片，表明上古时代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沙群岛。两汉时期，汉武帝在海南岛置珠崖、儋耳二郡，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南征交趾过程中也曾到过西沙群岛，当时周围尚无今日南海周边各国，这进一步密切了南海诸岛与我国大陆的关系。三国时，吴国人万震著《南州异物志》，其中详细记录了对南沙群岛航行的方位、距离和海况，这是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经营活动的重要记录。东晋时，著名高僧法显从印度返中国，穿行整个南中国海，在其撰写的《佛国记》中，记载了从印度、斯里兰卡返回广州的航程，说明中国人在东晋时已开辟了穿越南海的航路。南北朝时期，大陆人民已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，考古学家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和九礁等11个岛屿和礁盘上，发现了南北朝（主要是南朝）的六耳罐、陶环及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陶瓷器2000余件，产地多为今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。隋唐时期，从南海诸岛发现的考古遗存看，中国人不但在西沙群岛有活动，在南海其他岛屿上也有大量活动。隋炀帝时曾派常骏、王君政等经南海海域抵达赤土国；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明确记载振州（今海南三亚）南至大海的范围包括南海及其诸岛。
两宋时，随着航海实践的增多，南海诸岛又有新称并趋于细化。如《宋会要辑稿·占城国》记载用“石塘”专指南沙群岛，此后史书多用“千里长沙，万里石塘”以及类似的称呼泛称或专指南海诸岛。宋人周去非在其《岭外代答》中，写明了南海有“长沙、石塘数万里”，“历上下竺与交洋，乃至中国之境”，明确指出交趾洋（今北部湾）与昆仑洋（今越南昆化岛附近海域）一线为中越海域分界线，确立了南海诸岛主权属中国的重要意义。此外，南宋端宗皇帝曾逃到西沙群岛避难。元代，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元皇帝派遣大将史弼领兵5000远征爪哇，该舰队经西沙海域，可能对包括今南沙海域发动进攻，虽未达目的，但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征服南海迈出的一大步。同时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，郭守敬奉元世祖之命主持全国性“四海测验”，往南海某岛屿上观测其纬度并取得卓越成果。明代，万州辖有“长沙”“石塘”，海军指挥佥事巡逻南海，确立明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权和管辖。明王佐《琼台外记》记载：万州在明时辖有“长沙”、“石塘”，海军指挥佥事“统兵万余，巨舰五十艘”巡逻南海。我国著名航海家郑和等率领数十万人马，分乘几十艘巨舰横越南海航线出使西洋各国，远达西亚和东非，在《郑和航海图》中标绘的“石塘”和“万生石塘屿”，就是今西沙和南沙群岛。清代，关于我国南海诸岛主权与归属的记载已不绝于书。清初流传于民间的《更路簿》记录了南沙群岛73个地名及其方位。清康熙《琼州府志》已将南沙群岛籍入中国版图；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间（1710～1712年），广东水师副将吴陛曾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海域。雍正时高凉总兵陈伦炯著《海国闻见录》，内附有《四海总图》，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并为以后各类著作所转载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载吴陛巡视西沙群岛海域的情况。道光《琼州府志》明确指出“万州有千里石塘、万里长沙，为琼洋最险处”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四月，两广总督张人骏派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170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视察，逐岛查勘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。民国时期我国曾两次正式公布南海诸岛各岛屿的地理名称。新中国时期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南海诸岛的管辖。
南海诸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着悠久的历史依据和充分的历史事实。从古至今，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进行了持续的开发、经营和管理，维护了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和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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